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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守護——書常書鴻

http://www.www.saizoak.cn   發布時間:2012/3/29

  一

  2011年的7月1日清晨,我來到了敦煌,這一年,我既將進入六十歲的花甲之際。

  如果時間倒退上千年前,做為“絲綢之路”的敦煌,應該是中興時代,商旅隊隊、駝鈴聲聲、異邦面孔、服飾奇特、他國言語、不絕于耳。不管是出陽關還是進玉門,羌笛響,胡茄鳴、演舞伎,通商賈。宕河之畔,熙熙攘攘,酒肆鄰接,市井嘈雜,逞現出一派繁榮。

  但是時光倒退一百年前,敦煌卻不是這副模樣。歷史的車輪從千年周進到百年后,敦煌這方土地并沒有進步、沒有發展、反而沒落,繼爾荒涼、莫高窟的藏經洞更是被茫茫沙海湮滅,悄悄沉睡于浩瀚戈壁里。

  歷史往往都會上演戲劇性節目,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便是這樣一幕。據書載: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5月26日,寄宿千佛洞的游方道人王圓箓引水沖沙時,發現了現編號17號洞窟內的藏經洞。對于這位王道士,褒貶不一,有的文字說他將一份中華瑰寶據為已有,隨意康慨。
  但也有文字記述他這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發現藏經洞之后,已經盡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不但上報過縣太爺官員,而且還到過地一級的政府。當將他精心挑選出來的經卷逞給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看時。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竟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而當消息傳到省一級的清朝官員耳中,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雖然很感興趣,但也只是通過縣官索取了部分古物據為已有,官方沒有對藏經洞采取任何的有效的保護措施。王道士最后只能想到“上訪中央”這最后的辦法,他斗膽給北京的老佛爺寫了“上訪信”。然而,愛新覺羅王朝已經處在風雨飄搖之際,軍機處的官員哪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道士的“愛國企盼”只能是泥牛入海,杳無音信。這是誰的悲哀?是那個落魄的王道士不知天高地厚?是那個游方的王道士想入非非?還是一個政權的愚昧與封閉?在愛國的這個問題上,人民與權貴的行為往往是背道而馳,所以說:“沒有落后的群眾,只有落后的干部”。

  然爾,20世紀初的國際社會曾是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的海外擴張階段,冒險家們不遠萬里,來到封建王朝奄奄一息的中國,中國的仁人志士那時的己任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地處大西北戈壁的敦煌自然不被關注,而莫高窟這個荒涼的地方卻被一些帝國國家的文明精英高度關注,于是,他們不辭辛苦,頭頂烈日,腳踏黃沙,過疏勒河、進嘉峪關,沿祁連山,風塵風塵仆仆來到敦煌、走向莫高窟,看到了那座標志性的建筑——倚崖高樓,這是一座九層高的梯樓,檐角都掛著風鈴,稱為鐵馬,四季之中,朝朝暮暮,風過鈴響,搖曳作聲,給旅人帶來慰藉,給空曠送去友誼,為孤獨結成伴侶,聲悠然,響幽遠,說它是歷史的回聲并不過份,金戈鐵馬、踏破寒月;說它是一種真情事實如此,關山蒼海、撩人思緒,說它是一種見證也決不為過,發生在敦煌莫高窟的所有事件它都一一在目;鐵馬叮咚,輕聲訴講------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王道士也許深諳這句儒家名言,于是他不再對“滿清政府”寄于希望,自己當家作主,開始將經卷送給識寶人,讓敦煌走向世界。保守的王道士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愿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只能采取“改革開放”的態度,以此來證明精英們說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這個真理。再者,那些國外的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也確實感動了他。他們有的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有的從新疆穿過羅布泊戈壁、有的從蒙古穿過草原,于是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只用區區幾百兩銀子就從王道士手中拿去近萬件文物。緊接著,法國伯希和、俄羅斯柯斯洛夫、日本橘瑞超等紛紛來到敦煌,用相同手段取得大量文物。我們是應該譴責王道士這個小人物還是應該唾棄一度也曾號稱過“帝國”的那個滿清政府?愛國主義的界線其實涇渭分明。

  西方熱愛東方的文化精英就這樣公然盜走中國文物,堂而皇之收藏于本國的博物館,自命為漢學家,而且開創了一門以敦煌文物為研究對象的“敦煌學”,亦既“石窟文化”。

  二

  接觸石窟文化,我是緣于插隊的知青年代。

  1968年12月中旬,我與一些同學奔赴山西雁北地區陽高縣插隊落戶。這是個離大同市很近的縣。而“大同”一詞是指最高的理想境界。《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曾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從地域來說,大同自古便為軍事重鎮和戰略重地,是兵家必爭之地:不論是大白登還是金沙灘;從漢高祖到楊家將都演繹過抵御外族的戰爭。其實,大同這座古城在中國歷史上顯著的一頁是鮮卑可汗拓跋珪遷都到此,命名“平城”之后,在這個首都,北魏政權對傳入中國內地的佛教幾代最高統治者都采取過不同的態度,從爺爺世祖拓跋燾的滅佛到孫子文成帝拓跋濬下旨興建云岡石窟。佛教便在中國帝王的駕馭下成為政治的一個手段,從盛唐延續到晚清、對藏、對蒙民族統治采用政教合一策略仍然是封建中央王朝的上策。

  我第一次去大同武周山南麓的云岡石窟是插隊后的69年元旦,那天我們幾個插隊同學結伴去大同市游玩,然后慕名前往云岡。那時,云岡石窟是完全開放的,沒有圍墻,任人隨意游覽。在寒風中只有我們這幾個還不到二十歲的北京知青,進出洞窟,瞻仰大佛,說說笑笑,給云岡石窟帶來一絲生氣。我用手里的一個小135相機拍了一些石窟的佛象照片。鏡頭里,我看見了一個五六十歲的老人,他拿著一個掃把,緊緊跟隨在我們這幾個知青的身后。不經意地掃著石窟小道上的落葉。目光卻盯著我們這幾個北京知青的舉動。還好,我們轉了一圈,便匆匆離開了云岡石窟。他仍然尾隨在我們身后,目送著我們遠去。我是走在最后的一個人,我們倆人打了個照面,從他的裝束來看,應該是個還俗的僧人。我揚了揚手中的相機,他呢,也抬了一下握掃的手,我看見他放松了臉上顯出的一種緊張。

  插隊的第3年,我們這些知青很多人都抽調了出來,有的人抽調到大同礦務局去了云岡煤礦,有的人抽調到了大同鐵路,被分配到云岡車站。我雖然還在村里放羊,但能抽出時間去大同,去云岡找礦山和車站的同學,順路又去了云岡石窟。云岡石窟主要景點已被圈了起來,收門票一角。在參觀大佛時,我竟又見到了那個還俗僧人,他顯然老了一些,但他居然能認出了我,竟打了個召呼。然后,我們隨便地聊起了天,說到第一次我們這些北京知青來時。他竟以為是“破四舊”而提心吊膽。讓大家哈哈大笑。他給我們講了一些云岡石窟的雕塑和壁畫中的佛教故事。并且介紹了有關石窟文化,告訴我們中國有四大石窟最為著名:云岡、龍門、麥積、敦煌,多建在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中國的石窟佛教文化是從從北魏(386—534)至隋(581—618)唐(618—907)三朝為鑿窟的鼎盛時期,唐代以后逐漸減少。代之的便是寺廟佛教文化,石窟佛教文化以雕鑿繪畫為主,寺廟佛教文化主要是以殿宇塑型為主。在古人看來,自然山河存在是一種永恒,而人工廟宇畢竟不能與日月同輝。做為宏揚佛法的宗教文化,鐫刻于石窟可能傳承更地久天長。

  那時,我對石窟佛教文化或藝術真的是一竅不通。我便問,中國著名的四大石窟那個石窟又最為著名呢?他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敦煌,然后又說中國的四大石窟為首的是甘肅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對于敦煌莫高窟貢獻最大的人是常書鴻。

  我記住了常書鴻這個名子。

  三

  在其后的日子里,我看到了著名作家徐遲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方知文中的尚達和葉蘭正是指常書鴻與他的前妻及畫家與敦煌的故事。但這篇報告文學畢竟留下了時代的烙印。直到后來,我看見一冊2001年第一期的《家庭》雜志:《常書鴻的愛情故事》,才完整地了解了常書鴻為了拯救瀕于毀滅境地的敦煌藝術寶庫,而發生在他的家庭和子女中間的辛酸故事。他虔誠地做了一輩子敦煌守護者。而引導他深入河西走廊荒灘大漠的風向標竟是一本法國人伯希和的著作——《敦煌圖錄》,1907年法國人伯希和從莫高窟劫走大批文物,后來整理編寫了一套《敦煌圖錄》。正是這本圖錄讓常書鴻開始了他與敦煌的不解之緣。最后奠定他成為“敦煌守護神”的最高獎譽。

  在來敦煌之前,我看過先生寫的自傳體著作:《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那是一本文字格外質樸的書,先生在此書中長河落月般深情地回憶了他一生的經歷,求學、樹志、理想、追求、坎坷、迷惘、痛苦、堅定、------最后終于羽化飛天而成正果。

  1935年秋,遠離祖國的年青學子常書鴻在巴黎塞納河河畔的舊書攤上,發現了伯希和的《敦煌圖錄》。看見《敦煌圖錄》的瞬間,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自己的祖國竟擁有如此璀璨的藝術。隨后他來到吉美博物館,親眼目睹了那里收藏的伯希和盜來的大量敦煌文物。斑斕的色彩、精美的造型、奇異的構思、撞擊著已經被“歐羅巴”的畫家心靈,他年青的熱血不禁沸騰,沖動不止僅僅是心血來潮,更多的是對華夏祖國土地的熱愛、對源遠流長中華藝術的追求;對那個已然落后的多災多難東方祖國文明的赤誠。他察覺到古老的敦煌藝術勝過他所崇拜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洋藝術。他暗下決心,回祖國去,到敦煌去!那怕萬水千山、大洋隔斷、他的根在祖國、傾慕敦煌、心系石窟。他就這樣義無反顧地舉家離開了香榭麗舍大街、離開了法式大餐、離開了美酒與咖啡;要回到祖國到一個生活條件極為艱苦的地方——敦煌;去為那里的石窟文化而殉道。事實也的確如此,常書鴻就是這樣攜嬌妻抱幼子、懷著一份熱忱、一份赤誠、一份理想、一份天真回到風雨飄搖、內困外擾、苦難深重、戰亂不斷的貧窮祖國。然后,在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議下,在監察院參事陳凌云的幫助下,在梁思成教授、徐悲鴻大師等友人的鼓勵下、最終促成了設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設想。保護敦煌、研究敦煌、讓敦煌成為國學的一顆明珠,先生擔負起了這一重任,為首任“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

  于是,1943年10月,首任的所長常書鴻走馬上任,再度帶著家人離開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乘坐一輛敞篷卡車出發西行,風塵跋涉了一個多月,終于抵達蘭州。他開始在蘭州招兵買馬,龔祥禮、陳延儒、辛普德集聚到他麾下。他們師徒四人加上陳芝秀、沙娜、嘉陵,一行七人坐著敞篷卡車,頂著凜冽刺骨的朔風,又踏上了從蘭州到敦煌的2400里路的漫漫旅途。古人詩云:“春風不渡玉門關”“西出陽關無故人” 翻越烏鞘嶺,舉目遠眺,便是荒沙戈壁、滿目蒼涼、寂寞凄苦猶如流放苦役。

  那輛破舊的敞篷卡車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上又走了一個月,把這一行人送到安西境內終于拋錨,這些“藝術家”便不得不由10頭駱駝載著他們穿過鳴沙山,來到莫高窟,邁進千佛洞。苦旅跋涉,轉碾長途,眾人的情緒有些消沉,唯有常書鴻興致高昂。望戈壁瀚海,他感到天地廣闊,志向鴻遠,殘留的漢長城更是激發了他藝術家的感慨與浪漫、不論是沙漠中的枯枝還是孤獨兀立的峰火臺都讓畫家對這塊土地浮想聯翩,朝陽與夕日、繁星與朗月、孤煙與駝鈴,那怕是風沙彌漫,四野渺茫,有妻與子同行,常書鴻也不悲觀。尤其是當他來到莫高窟,終于看那些神密雕塑壁畫,特別是在這里遇見了張大千和謝稚柳先生,他更是心情激動,徹夜難眠。

  然而,四十年代的中國真的是呻吟在災難之中,日寇的侵略大有亡我中華民族之危險。饑民凋斃,鬻兒賣女的景象讓人痛心疾首。河西走廊渺無人煙、現實中的莫高窟更是敗落荒涼。破廟一座,土房幾間,水苦菜咸。缺油少肉。生活極度艱苦。風沙一起,暗無天日,生存條件極為惡劣。

  敦煌學者史葦湘說:“初到莫高窟我被安置在一間小土屋里,土炕、土桌子、土壁櫥、土書架,除了一個可挪動的木凳,所有的家具全是用土坯壘起來的。事務員范華同志給我送來一盞銅質煤油燈,對我說這房子是原來寺院的馬圈,是每年廟會拴牲口的地方……”

    敦煌學者萬庚育說:“當時我們全家住在莫高窟中寺的里,屋子里除了一個大土炕外什么都沒有,我們就用土塊壘起了桌子和板凳,沒有電,所以只能用煤油燈。吃的更差,除了面粉外,菜和油都很少見到,喝的水都是苦泉水。”

  現任院長樊錦詩說:“……常書鴻、段文杰、史葦湘等這些大師們在大漠里一待就是四五十年,常年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自傳體書中先生寫到:“兩頭毛驢上分裝著我們一家的簡單行李,我騎了一頭,沙娜摟著嘉陵騎著另一頭。時序已是初冬了,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楊樹全都赤裸著兀立在風沙中,落葉連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結冰的大泉宕河上飛旋飄舞。敦煌這時分外清冷和孤獨,在朦朧的晨霧中顯得灰暗而沉悶。”

  這一段文字,寫的是常書鴻1945年冬天他從敦煌迢迢萬里返回內地求援的境況。

  在這種生活條件異常艱苦的情況下,這批多數是出身于富戶人家的青年知識分子來到莫高窟前,他們要在這種貧瘠的地方苦守或安家落戶、思想產生波折、有所變故,也能算人之常情吧。不能苛求所有人都高尚、所有人都意志堅定、所有人都信念理想、所有人都能為一種事業而終生獻身。

  四

  然而,先生卻為了守護敦煌終生獻身。他把全部心血都傾注于敦煌的石窟藝術事業。

  為此,先生的妻子因忍受不了這里艱苦生活條件、丟下兩個孩子離家出走,撫育孩子的擔子便一下落在先生的肩上。先生本來就工作繁重、困難重量,妻子離去不僅僅是雪上加霜,用一個佛學名詞來形容,這更是“苦諦”,在于這種打擊讓先生受到了無法形容的重創。在所有有關描寫敦煌守護神常書鴻的書籍中,都有這一段離異的闡述,讀過,催人淚下。我們來看這段文字:

  ------目睹此情此景,常書鴻悲淚長流。他走出皇慶寺,任清涼的漠風吹著他日趨憔悴的面龐。一代大藝術家仰天呼喊:“佛祖在上,我常書鴻究竟做錯了什么?……芝秀,你為什么這么絕情?為什么置20年的恩愛于不顧,棄我和孩子而去?……為什么?……”淚眼迷離之際,他仿佛聽到妻子的噥噥吳語:“離開敦煌,離開敦煌……”

  “離開敦煌?”常書鴻驚出了一身冷汗。他聯想起一家人剛到敦煌,與在這里面壁三年的張大千居士初次見面的情景。當時,張大千居士曾贈給他一句話:“要在敦煌呆下去,即使不信佛,也得將自己修煉成佛爺。”

  張大千居士的話果然應驗了。從這時起,常書鴻真的淪為苦行僧(摘自2001年第一期《家庭》)

   先生大淚滂沱之后,那個曾與愛人挽膊在旖旎的塞納河邊愜意散步的風流倜儻的年輕才子蒼老了,他的發絲花白,神情枯槁,原本西服革履挺拔魁梧的個子也開始有些彎駝了。可這并未壓夸先生,守護敦煌的決心更加堅定!

  他只能默默地為保護莫高窟奉獻著。幾十年的時間里,先生組織領導大家修復壁畫,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寫了一批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臨摹了大量的壁畫精品,并多次舉辦大型展覽,出版畫冊,向更多的人介紹敦煌藝術,為保護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是一種什么精神?毛澤東寫過《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毛澤東為劉胡蘭題過“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寫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其實,象常書鴻先生這樣為民族的寶貴文化事業孜孜追求的精神更能體現紀念碑的七個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常書鴻先生之所以能稱為是“人民英雄”,在于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必定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先生便是這樣的人。捍衛國寶的獻身精神,只能是出于對祖國的忠誠,愛國主義的情操可以說在常書鴻先生的身上得到最生動的驗證。

  1948年常書鴻到南京、上海舉辦敦煌石窟藝術展覽,曾引起轟動。國民黨當局終于看到了這顆被拭出光澤的魂寶價值。因此在敗離大陸時,蔣介石政府令他從速把藝術價值極高的敦煌石窟藝術展品送往臺灣,在國民黨政府即將覆亡的前夕,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下令將這批臨品全部送到臺灣“展出”,常書鴻察覺到其中的用意,沒有執行。他將所有臨本妥善秘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己帶著子女,悄然飛回蘭州,回到了敦煌。告誡工作在敦煌石窟的同事:“蔣幫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護敦煌藝術寶庫。”并且,在1949年夏秋,蔣軍及西北馬匪敗退,在敦煌一片混亂的情況之下,先生組織了保衛小組固守石窟,使石窟免受洗劫。1949年9月28日,也就是建國前三天,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敦煌,紅旗飄在了莫高窟上方,常書鴻興奮地跑上九層高的大佛殿敲響古鐘,慶賀國家和民族藝術寶庫獲得新生。宣告煌藝術研究所迎來了新的時期。

  其實,早在抗戰時期,先生幾次到重慶為拮據的敦煌莫高窟藝術求援時,便目睹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朽,同時,他也接觸到郭沫若等進步人士,并且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對他在敦煌的奉獻精神給予了高度贊揚,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中共領導人便開始關注敦煌這個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了。

  新中國成立后,常書鴻被任命為敦煌文物所所長。

  1951年春,常書鴻為配合抗美援朝運動,在北京故宮午門樓主辦了敦煌文物展覽,并親自擔任講解。周恩來總理前來參觀,指出說這一展覽將會起到愛國主義教育作用。參觀展覽的成千上萬人不僅看到了祖國的偉大,而且激發起對盜掠中國文物的帝國主義者的無比氣憤。看到人民空前的愛國激情,常書鴻的思想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在思想小結中寫道:“只有共產黨才能把中國帶上富強的道路。”翌年,他正式寫下入黨申請書。經過考驗,1956年“七一”時,黨組織正式接受常書鴻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他便滿腔熱情地投入到將敦煌藝術上升成為一門專門的學科工程中,來實現周恩來曾經的鼓勵:“敦煌工作一輩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1981年,鄧小平等領導人赴敦煌視察時,來到莫高窟,更是高度贊揚了常書鴻的貢獻。1982年,國家文物局調他為顧問,他才舉家從西北遷往北京,住進了木犀地的部長級高干樓。
  其實,做為藝術家的常書鴻在青年時代,便視惡如疾,正直正氣。當他旅歐時,看到博物館中陳列的外國人盜來的敦煌藝術珍品,便痛心疾首。他回國進入的滿洲里國境檢查站時,又受到日本憲兵的刁難和侮辱,到了北平藝專一進課堂,便與同學們一道引吭高歌——“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在赴法時,常書鴻的觀念是“藝術可以不問政治”。然而,在民族災難中激發起的愛國主義熱情,使他感到藝術又怎么能夠脫離政治!來到敦煌,先生看見了許多精美的壁畫被國外的“漢學專家”、“敦煌學者”用科技手段——既化學涂料剝離后帶走,給敦煌的石窟藝術留下了傷痕累累,怎么能不義憤填膺。全國解放后,敦煌石窟才算真正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雖然敦煌的工作條件仍很艱苦,但他看到了一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新中國冉冉向上,他由感激共產黨到選擇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的方向,這不能不說是先生人生道路上的光輝的印記。

  然而,政治運動的迫害創傷遠遠超過了妻離子散的家庭悲劇。

  在文革其間,先生遭到了迫害,致使身心受到摧殘。一度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但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只用“我是個幸存者,一個留下滿身‘紀念品’的幸存者。”便將文革十年勾抹過去。對于毛澤東這位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常書鴻應該說是非常尊敬和熱愛的,在解放軍進軍新疆時,他便為了進疆部隊的宣傳,而畫了很多毛澤東的畫象。網上傳文革中解放常書鴻是1970年英籍作家韓素音來華訪問,向周總理提出要見常書鴻的請求,可以說,對于常書鴻,周恩來絕不陌生。在他的過問下,常、李夫妻因此被解放了,恢復黨籍,恢復工作,恢復名譽,補發工資,住院療傷,并移居蘭州,以便“接待外賓”。 其實,所有這些,都是周總理得到毛主席的首肯才放手去做。在文革的那種特定環境下,行為慎重的周恩來是不可能不將這件事情匯報給毛澤東而看看主席是什么態度,然后再做出決斷的。在毛澤東的頭腦里,常書鴻也是應該有一席之地的人物。對常書鴻放行的之所以順利,七十年代初還是三把手的周總理知道倘若按自己意愿行事,必會有人制肘,如果想得到一勞永逸的效果只有“通天”才是明智之舉。 
  但有關文獻記載,先生完全恢復工作是1977年后,到1993年這一階段可以說是先生的春天。先生撰寫和發表了《敦煌藝術的源流與內容》、《敦煌壁畫藝術》《敦煌藝術》《從敦煌藝術看中華民族藝術風格及其發展特點》、《新疆石窟藝術》等文章。編輯和組織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圖案》《敦煌藝術小叢書》《常書鴻油畫集》等。敦煌壁畫臨本有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及榆林窟25窟全窟壁畫的組織合作臨摹等。油畫作品有《哈薩克婦女》、《新疆維吾爾姑娘》、《雪后大佛殿》、《榆林窟風景》《林蔭道》、《水仙花》、《印度晚霞》、《蘭州白蘭瓜》、《魚》、《劉家峽水庫》《丁香花》、《萬紫千紅》、《珠峰在云海中》、《獻給敢于攀登科學高峰的人》等。

  常書鴻先生終于攀登到敦煌石窟藝術的高峰。

  五

  2011年的7月1日清晨,我來到了敦煌,這一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之際。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敦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敦煌有了門戶——一座氣勢雄偉的敦煌車站。三十年前我坐火車去新疆,途過“柳園”車站,車上同行的朋友告訴我,要去敦煌,就在此車站下車,然后坐長途車到敦煌縣城后,再行幾十里路才能到莫高窟。

  現在,鐵路徑直修到了敦煌,敦煌便也升級為一個小市了。在從車站往市里走時,還須要坐一程出租車,開車的司機告訴我,敦煌市現在不但美麗,而且干凈,這一切都在于從天津調來的那個市委書記,是他的到來,很大程度改變了敦煌的面貌。大家也就有口皆碑了。

  對于我這個從北京來敦煌的游客來說,我關心的只是莫高窟,再深一步說,我想往的是被稱為敦煌守護神的常書鴻先生。然而,本地的出租車司機卻一直津津樂道他們的這位從天津調來的好市委書記。他講起了原先流經敦煌市的宕河是一條又臟又臭的被嚴重污染的河,但自從這位天津書記來之后,下了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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